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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就业应是下一阶段宏观调控重要目标

2022-07-19 18:57:28 来源:
摘要:2020年4月,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六保”任务,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创设直达基层、直达企业的宏观政策工具,发行抗疫特别国债,2020年广义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84%,土地出让收入和基金支出也分别增长159%和288%。

    2022年上半年,在乌克兰危机、美联储快速加息、疫情反复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下,全球各国经济普遍面临滞涨甚至衰退的风险。外部环境的恶化以及重点城市疫情规模性反弹,导致我国二季度经济面临较大压力。为此,国务院在5月底出台了一揽子稳住经济大盘的政策措施,涉及财政、货币金融、稳投资促消费、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本民生六个方面。这些措施针对性强、力度大、持续性好,有望在下半年充分释放出效果。对于下半年的经济走势以及前瞻施策,国家信息中心总经济师祝宝良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和一揽子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将逐步恢复。下一阶段,我们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把经济稳定在合理区间。
疫情下我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在您看来,研判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应关注和把握哪些因素?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是影响经济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在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分析中,应尽量区分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本身对经济的影响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疫情本身的影响包括健康损害和预防扩散等产生的经济影响;而应对疫情政策影响包括疫情防控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的影响。2020年1月湖北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和2022年3月奥密克戎多点暴发都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2020年的影响远超2022年。在疫情得到控制并采取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后,我国经济都出现了恢复势头。但从两次较大疫情发生时,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疫情等环境看有四大不同,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挑战。
 
    一是疫情防控难度和成本不同。和2020年1月武汉解封以后的病毒变异相比,2022年3月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力强,无症状感染者多,流调和溯源困难,动态清零难度增加,需要各地常态化核酸筛查和严格封闭管理,防控成本明显增大。由于防控难度加大,各地政府、各部门必然把防疫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人流物流的管控力度也会相应加大。
 
     二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所不同。2020年1月武汉暴发疫情前,我国经济处于稳定增长阶段。为应对已持续两年之久的中美贸易摩擦,我国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大力度减税降费,2019年减税降费超过23000亿元,大幅度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经济总体运行平稳。直到2020年1月,中美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稳定了中美经贸关系。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有利于我国应对2020年的疫情冲击。2020年到2021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经济两年平均增长5.1%,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202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为应对2022年疫情冲击增加了难度。
 
     三是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力度有所不同。2020年4月,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六保”任务,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创设直达基层、直达企业的宏观政策工具,发行抗疫特别国债,2020年广义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8.4%,土地出让收入和基金支出也分别增长15.9%和28.8%。2022年,我国广义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仅为5.8%,2022年1~5月,土地出让等基金收入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也慢于2020年。
 
     四是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明显不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世界各国推出力度空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新冠疫苗相继研发出来,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自2020年三季度起,世界经济出现了V型反弹,2021年世界经济增长达到5.9%。2020年到2021年,我国出口量增长15%左右,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0%。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导致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升,全球通胀率不断攀升,达到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等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加快退出,世界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在4.4%,由于疫情与供应链问题,全球经济增速较去年下滑1.5%;预计2023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至3.8%。与此同时,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在科技、金融、投资、人才等领域制定“小院高墙”战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
 
     政府消费和基建投资将在下半年发挥经济稳定器作用
 
     严峻形势之下,我国经济在下一阶段恢复的内生动力如何?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和2022年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涉及财政、金融、需求、供给等共6方面33项措施的实施,我国经济将逐步恢复。但恢复速度可能会慢于2020年武汉解封后出现的V型反弹。主要表现在:
 
     一是消费恢复动力不足。经济和就业不确定性上升,居民收入预期下降,预防储蓄增加,借贷消费减少,影响消费能力和意愿。2022年二季度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中的“更多储蓄占比”创2002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中国家庭部门的实际偿债压力大,压制消费能力。2021年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为140.3%、还本付息额/可支配收入为15.6%,两个偿债指标都高于美英德法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人流物流不畅,接触性、服务性消费难有恢复。
 
     二是房地产投资需求仍然较弱。从2021年四季度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调整房地产相关政策,一方面,通过调降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松绑限售限购政策等支持居民住房贷款需求;另一方面,通过适度放宽参与条件、修改竞拍规则、推出更多优质地块等方式在土地供应方面给予房地产企业更多利润空间,但“销售弱—回款难—拿地意愿不足—新开工降速—房地产投资回落”的循环尚未打破。
 
     三是出口减速。全球经济增长下行带来海外需求降温、我国部分出口和产业向越南、印度等地区转移等将给我国带来新的压力。由于内需不足,进口也会减慢,出现衰退型顺差,但货物及服务净出口拉动较前两年1.2%左右的水平会明显回落。
 
     四是制造业投资面临放缓压力。缺芯、缺煤、缺电等问题尚未达到有效缓解,疫情以来又出现了产业链供应链堵塞,人流、物流局部中断。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上游对下游行业的成本冲击,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更加困难。随着各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逐步恢复,俄乌冲突带来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和对经济安全的担忧,出现产业外迁的现象,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严峻。这些供给问题与需求不足相互作用可能会抑制制造业投资。
 
     五是政府消费和基建投资应发挥经济稳定器作用。政府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会加大。政府消费占我国GDP的比重在17%左右,今年两会提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8.4%,明显高于2020年至2021年平均1.5%的水平,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左右。基础设施投资会加快恢复,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支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保持稳定,支持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和调增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并建立重点项目清单对接机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相对充足。“十四五”规划的102项重大工程开始陆续实施,各部委近40个专项规划有序出台,基建项目有较好保障。
 
     六是就业压力较大。经济增速减慢,新增就业也会相应减慢。疫情冲击过后,作为我国吸纳就业“主力”的服务业恢复不佳,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政府消费和基建投资对拉动年轻人就业需求不大,16岁到24岁年轻人就业恢复会落后于整体经济的恢复。
 
     七是通胀会温和上升。能源、金属、粮食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输入性通胀对我国物价上涨仍有一定压力。国内煤炭、芯片供给缺口仍会持续一段时间,粮食、猪肉等食品价格也已处于低位,新一轮猪周期或于2022年年中开启。国内需求相对低迷,价格仍缺乏需求支撑,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难以完全传导到消费端。能耗双控政策调整和煤炭等重要商品保供稳价政策开始显效,能源、原材料价格总体涨幅将有所回落。考虑到2021年我国原材料价格前低后高、消费品价格前高后低,价格基数效应会导致2022年居民消费价格前低后高、上游原材料价格前高后低。
 
     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核心是稳预期
 
     对于实现年初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您有哪些方面的建议?
 
     当前,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功。在新一轮疫情和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我们应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把经济稳定在合理区间。
 
    第一,稳预期是核心。要切实保护好产权,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好产权,才能保障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动力,减少不确定性,稳定预期。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是稳定市场预期的当务之急,要尽快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切实解决好标志性平台企业的问题,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政策。要根据疫情变异和传播的新特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不犹豫,稳定社会对疫情防控政策的预期。
 
     第二,财政政策是主要政策手段。应加快筹划财政增量工具,稳定市场预期。可能的工具包括,发行特别国债、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普通国债、提前下发新增专项债额度等。一方面,经济下行和防疫使财政收支缺口扩大;另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度低于预算,为稳定2022年下半年经济,建议在扩大8000亿元政策性银行贷款额度、提前下发2023年的新增专项债额度的基础上,再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保障防疫、社保、就业、教育、基建等重点领域支出力度;同时发行消费券,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
 
     第三,货币政策应加力配合。相对物价和汇率,货币政策应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和稳就业。国内需求收缩,通胀压力减小,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输入性和疫情供给冲击造成的,不能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解决。货币政策需要为财政发力提供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财政贴息贷款;发放稳岗贷款,支持专精特新中小科技企业稳岗、扩招大学毕业生。
 
     第四,着力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比拉动投资更能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能,建议通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补贴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地区的居民;在全国范围发放消费券,提高居民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带动民间投资。进一步压实地方政府的责任,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地区,要努力实现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适度放宽专项债使用条件,提高专项债使用效率,探索金融创新为基础设施融资开辟新渠道,货币政策配合降低各种同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融资成本,力求把基建投资稳定在7%甚至以上。因城施策,加大对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支持力度;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通过“重点额度监管”提升预售资金使用的灵活性,让除去工程所需之外的超额资金能尽快回到开发企业,加快资金周转;对房地产监管政策实施逆周期调节,保障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不出现断裂。
 
     第五,稳就业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要通过稳经济来稳市场主体、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稳就业进一步稳经济。“加大稳岗支持力度”,提高大型企业失业保险的稳岗返还比例、拓宽失业保险留工补助受益范围、给招聘高校毕业生的企业按每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也可通过扩招的办法来减少就业的压力,建议今年扩大本科、职高招生150万人左右,推迟就业,努力实现失业率稳定在两会确定的5.5%以内的目标。
 
     第六,稳定能源粮食物价。一是抓好粮食生产,确保国内粮食丰收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统筹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工作,以惠农政策、及时发放农资等专项补贴、支农信贷、提高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等方式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二是做好能源保供稳价工作。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落实煤炭清洁生产再贷款,提升煤炭发电机组效率。落实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信贷支持,推动新能源发电设施建设。三是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找寻机会,有助于降低中国输入性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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