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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两会热点解读:青年创业“合规”最根本 营商环境最盼好风气

来源:人民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就业写进“宏观政策”,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等等,青年就业创业的种种烦恼得到了令人振奋的回应。对青年人来说,该如何寻求和适应一份“好工作”?青年创业需要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移动互联网对乡镇青年生活方式改变有多大?

人民网强国论坛《两会V观察》邀请时事评论员陈迪,为网友解读青年创业就业相关问题。

“好工作”非固定模式 “获得感”最重要

就业直接关系到青年的饭碗,是青年及其家庭最关心的问题。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就业优先的“动员令”以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度给出就业问题的“定心丸”,首次将就业优先置于宏观政策层面。

人人都想找份“好工作”。我理解的“好工作”是一种流动的状态,青年不必遵从别人眼中的固定模式,而是要结合个人优势、兴趣进行综合考虑。因为对不同立场与条件的人群、对每个人的不同阶段,“好工作”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

山东大学2019届毕业生就业“双选会”吸引众多大学生前来应聘。(中新网)

譬如说,在刚毕业、尚年轻、精力饱满又无甚负担的时候,成长性大概要比薪酬待遇更加重要。哪怕起步阶段多吃点苦,如果这一阶段的积累确实可让你锻炼出足够支撑日后转型、升级的技能或人脉,那这点苦就是值得的。

与之相反,哪怕刚开始的薪酬对比同龄人还不错,可如果这个岗位无法提供可观测的成长空间,考察前辈同行都看不出明显的职业上升通路,那就要三思了。一个缺乏进步空间的岗位上,倘若员工在35岁之后突然被裁,将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这在有些特定行业里并不少见。当然,如果这个工作可以让你在几年时间内赚到足够养活自己一辈子的钱,那又该另当别论。总之,“好工作”不是等出来的,一定要多看、多问,多向同行前辈取经。

值得强调的是,所谓“好工作”并不等于工作内容一定会让人开心,追求那样的理想状态太奢侈、不实际。但至少这份工作的回报、预期、成就感,能让你有“获得感”,能感到这很“值得”。值得就好,人间惟怨不值得。遵从内心的选择,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在获得个人满足和社会认可的那一刻,你的人生价值也将悄然实现。

“小镇青年”分享互联网红利 资源分配亟待均衡

上世纪末,在互联网技术崛起的初期,学界曾担心新技术的降临并非必然带来惠及全民的信息繁荣,而是有可能因信息资源对不同群体的准入差异,反过来造成进一步扩大信息不平等的“数字鸿沟”。尤其是当时处在个人电脑价格尚高、互联网资费昂贵的年代,确有理由产生如此忧虑。

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通信基础设施的蓬勃发展、网络流量资费的逐步下降,移动互联网的繁荣真真切切地惠及到了我国大江南北,无论你是在城市或乡村,数屏并用、机不离手。跨区域交流、传播、消费变得空前容易,加之各类软件的社交方式不断创新,突破了技术、知识、设备的种种限制,不知不觉之间,“小镇青年”已迅速崛起、“网红”频生。这肯定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有乡镇用户的积极参与,才能充分说明中国互联网红利的包容性与普适性。

高玉楼从公司白领回到丽江荣将镇创业卖芒果,为家人拍摄视频。(中国青年报)

然而,如果每当人们谈起乡镇青年在互联网空间上的存在,条件反射总会指向“网红”抑或格调有限的视讯产品,或许正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乡镇用户的参与方式、涉足领域未及全面。譬如,在互联网公共生活空间与社会议程的设置中,代表乡镇人群的意见表达是否缺乏?又譬如,受益于互联网勃兴而崛起的新经济与创业空间,是否还没有足够的辐射惠泽至乡镇地带?

所以,互联网对于乡镇青年的生活方式而言,利是众皆可见的;弊则在于他们的参与度还不够,还需扩大与深化,而这不是单凭乡村自身之力能够完成的。根子上,这仍是一个有关资源平等的议题。人们最初的担忧并未过时,只不过具体形式发生了变化。

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的局面似乎在告诉人们,一二线中心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但如今,新型城镇化进程和移动互联网兴起背景下,地理鸿沟正在被消弭,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被打破。互联网经济的一系列数据也已证明,“小镇青年”正在成为未来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与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草根创业门槛高 营商环境要风清气正

2018年,暂且不讨论更大范围的宏观数据,单是若干备受关注的互联网头部创业企业,就先后遇上了实打实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国内创业环境已发生悄然变化,这应该是一个足够审慎的判断。诚然,大型科技类初创企业与乡镇青年创业天差地别,但共通的议题与关切是存在的。举例一点,合规能力是新阶段创业企业从初期就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过去那种“先违规、后治理,先野蛮积累、后合规洗白”的草根创业路径,再也走不通了。当然,合规需要成本,这必然对初创企业设置了更高的门槛,后来的创业者必须清醒认识到。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营商环境便利指数在全球190个经济体排第31位。(中新网)

至于怎样为返乡青年创业重塑营商环境?我觉得,不需要刻意营造。以现有的营商环境政策为基础,只要地方上严守规则、尊重契约、法治当先、严防死守,杜绝借公权力“吃拿卡要”的现象发生,那就是在为包括返乡青年在内的所有人创造条件。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不论处于城市和乡镇,创业经营的关键一步都是先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这种状态肯定是不对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巨大潜力可开发,而这种开发的核心一定是要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加透明和市场化。

降税费瞄准稳就业 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发力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不仅就业一词“出镜”高达30次,就业优先政策也排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后,在五项宏观政策的取向上位列第二。

2018年以来,虽然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加,但我国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着力促进就业创业,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第一财经从智联招聘和前程无忧等在线招聘网站也了解到,近来企业用人需求比较平稳,虽增速略有下降,但没有出现爆发式的下滑。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稳就业”举措正在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对第一财经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展示的改革逻辑关系和思路十分清晰,降低社会保险费就是为了保企业,保企业就是为了保增长,保增长的实质就是为了保就业。

稳就业保增长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5%;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

人社部部长张纪南认为,就业优先政策中的“优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标导向优先。把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二是政策支持优先。主要是从宏观政策层面综合发力。

去年年中以来,就业在中央的宏观政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中央把稳就业放在了“六稳”的首位。在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六项主要预期目标里,就业的量化目标(新增1100万人以上)仅次于GDP增长率(6%~6.5%)之后,位居第二;就业优先政策也被看作是仅次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成威认为,就业优先政策重新定义了就业和增长的关系,过去很多人认为有了增长自然会有就业,但在结构性改革中可能会存在无就业增长,现在从就业出发,稳住了就业,增长也就有了保障。

张纪南在12日的部长通道上表示,2018年我国就业局势总体保持了稳定。一是新增就业人数。去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1361万人,同比增加10万人,这是连续第6年新增就业超过1300万人。二是失业率指标比较低。去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是3.8%,调查失业率是4.9%,同比都是下降的。

从招聘端的情况来看,智联招聘CEO郭盛对第一财经表示,当前企业用人需求较为平稳,可能增速没有以前那么快,整个就业市场是比较稳定的,地方稳就业的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智联招聘发布的《就业景气指数报告》显示,上季度企业用工需求明显增加,环比增幅为25.42%,而求职申请人数环比仅增加3.90%,使得2018年四季度中国就业景气指数(即CIER指数)上升至2.38, 就业景气度出现季节性回暖。

结构性矛盾与总量矛盾并存

我国的就业一直面临着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李克强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凸显,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加,必须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

2018年在总量上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就业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比2017年末减少了54万人。这是继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之后,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另一个重大变化。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整体看来,我国劳动力人数持续减少,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峰值9.25亿人,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

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受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预计,今后几年,全国就业人员总量还将继续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挑战。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认为,就业人员总量的下降短期内不会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影响,长期来看,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郭盛表示,当前就业状况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劳动力供给在减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需求仍然存在,所以总体的就业局势保持稳定。

李希如认为,虽然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在减少,就业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近9亿,就业人口总量仍达7.8亿,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

张纪南表示,当前就业总量压力不减,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也就是说,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

就业是第一福利

郑秉文认为,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置于宏观政策和经济目标的重要地位,体现出了“就业是第一福利”的原则。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规模要在实现预期目标的基础上力争达到近几年的实际规模,这就意味着,既要保障城镇劳动力就业,还要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留出空间。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张纪南表示,今年人社部将在做好面上就业工作的同时,突出重点群体,重点做好大学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和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就业创业工作,针对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精准施策、精准发力。

加大减负力度是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的重要抓手,企业有活力,就业才能有保障。张纪南表示,要在“降、返、补”这三个字上做文章。“降”就是降低社保费率。“返”就是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加大失业保险费返还的力度和幅度。“补”就是对于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企业给予社保补贴和贷款贴息等。

郭盛表示,减税降费政策应该尽快落地,以便能尽快传递到实体经济之中,从而达到稳就业的效果。

人社部还将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张纪南称,职业技能培训既可以帮助劳动者提高就业和再就业的能力,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水平,也能够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李成威认为,今后宏观财政政策应定位于促进就业公平,在经济、社会关联日益紧密的新形势下,积极财政政策“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改善就业状态中的各种不确定性, 比如可以加大力度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小微企业是吸收农民就业的重要途径,需要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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